岳鸣山：吉维音先生好。您多次谈到中共在其统治时期对民众价值观的破坏与对环境的破坏同样严重。并且您表示过担心，中共垮台以后，构造宪政民主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因为民众政治常识的普遍缺乏。
吉维音：是的。中共稳固政权的两个基本方略一是直接杀人。就是说，他们直接消灭所有对他们的政权有威胁的人，例如镇反运动。其二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强制普通人认同和顺从他们的非法统治，愚民就是其一。这两点是他们自始至终的“治国”理念。他们做得很成功。
岳鸣山：您能举例说明民众的思想差距吗？
吉维音：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期间，与门卫老李关系很好。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次饭后拉家常，老李向我讲述他们前一年办理了农村医保，住医院有一些报销了；现在又有新政策，年迈的老人可以领取几十元养老金。言语之间十分的满足。我问他知不知道中央离退休干部待遇，他打断我，带着生气的情绪提高声音说到“那是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领导……”。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善良的民众完全没有、甚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拒绝接受平等的观念，更不知道他们自己应有的权利。
岳鸣山：这种病态的现象确实很普遍。
吉维音：我把这种认同权力压迫的病状称为斯德哥尔摩症的东方变种。
岳鸣山：要在推翻中共以后实行宪政，这毕竟是全民的事情，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吉维音：直接说吧。只有最无奈的方法，那就是规定加教育。因为教育有一个过程，人民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应该由法律作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首先让他们成为具有人的资格的人，即国民。这也是我在宪法草案中列举许多民权条款的原因。而公民启蒙教育，应该作为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这一点我认为比发展经济更重要。要像检查安全工作和环境卫生一样对社区和村落是否无遗漏、无差别的对所辖区域的人民做了系统的启蒙普及教育；大面积抽查成年人是否对自己的权利有了基本的常识认知。
岳鸣山：您的宪法草案包括说明我都看过了。我想请您重点谈谈启蒙教育问题。
吉维音：中国国情的主要特点是绝大多数的人不仅不明了自身的权利及其正当性，而且，经过中共多年的愚弄，他们更多的是认识上的正误颠倒。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当然那些居心叵测的犬儒另当别论。例如中共的一位姓樊的御用经济学家就说过，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持人民不会去造反的生活资源为出发点，一语道破了他们罪恶的本质。）所以即使是教育，我认为首先也要有相当的力度。
岳鸣山：犬儒作恶的能量很大，对恶政的政策影响很大，对人民的毒害也很深远。所以，要让人民懂得什么以及如何让他们懂得确实极其重要。
吉维音：是的。即用何种方式提供给人民首先应该知道的知识。